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Andreas Kleinert），1962年出生于原東柏林，曾在德發電影制片廠（DEFA-Studios）做過道具員、導演助理。1984年進入原東德波茨坦-巴伯山的“康拉德-沃爾夫”（Konrad Wolf）電影電視學院學習導演，1989年推出畢業作品《保重，約瑟夫！》。該片1990年獲邀參加瑞士洛加諾（Locarno）國際電影節的競賽單元。1989年后他成為自由導演和作家。
柏林墻的倒塌所帶來的政治與社會劇變，不僅給統一后的德國電影帶來新的題材與內容，而且促使了新一代的導演誕生。東德的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也是他們中的一員。盡管他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來自西德的導演們的社會背景不同，卻具有某些共同特點：年歲相仿，都曾在柏林、慕尼黑或原東德的“康拉德-沃爾夫”電影學院學習，接受過正規的專業訓練，屬于新一代學院派。與60～70年代大多靠自學成材的“新德國電影”導演相比，他們的技藝更加純熟，對風格樣式的掌握也更為精當。
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的電影以描寫前民主德國地區社會生活的變化見長，“他運用高超的技巧闡述兩德統一后的社會不平衡狀態”。1992年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憑其故事片處女作《失去的景色》（Verlorene Landschaft），獲得了素有“德國電視奧斯卡獎”之稱的阿道夫-克里梅獎（Adolf-Grimme）獎的銀獎。而真正使他聲譽鵲起的是他在1995年執導的電視劇《時間之外》（Neben der Zeit）。這部片子刻畫了一個失業的工廠主在柏林用自己的拳頭爭取“權利和公正”的故事。該片獲得了1996年德國馬克斯-奧夫爾斯電影節（Max Ophüls Festival）的觀眾獎。
之后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活躍于電視劇創作，推出了《克雷伯的日記》（Die Klemperer Tagebücher），《凱利•巴斯蒂安——希望的故事》（Kelly Bastian – Geschichte einer Hoffnung）。2003年由Götz George和Ulrike Krumbiegel主演的電視片《我的父親》更是備受贊譽，獲得了該年度的Grimme公眾獎。而2007年執導電影《暢游者》又使克萊納特重新回歸電影導演的身份。（下圖：德國導演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執導的影片《暢游者》宣傳海報，來源：德國Novapool圖片社。）
在一次采訪中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這樣表述：“我其實不喜歡那種知識分子式的對社會邊緣問題富有同情心的關注：失業，墮胎等等。偏偏這些題材的影片屢屢在戛納電影節上獲獎，對此我覺得有點不舒服�！薄拔視r常感到困擾：人物的心理刻畫是否太簡單，善與惡的區分是否太一目了然�！�
目前德國電影界現實主義題材是主流，但他卻享受著從主流中脫離的樂趣。“現實，什么是現實？”這位在過去二十年里以表現社會變遷的現實題材著稱的導演反問自己。“我現在關注惡，人的心靈深處的惡”。他要把目光投向人物靈魂的深不可測的一面。
因此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拍了《暢游者》。這部在2007年戛納電影節上獲獎的影片，把荒誕驚悚的風格移植到一個風景宜人的西德小城。藝術性的色彩表現與現實毫無關聯，甚至連教堂的鐘聲都采自樂隊，而真實的教堂鐘聲卻成了噪音。真實在這部影片里不存在。當地的卡夫卡中學被描繪得像是混凝土的迷宮。故事里的兩個主角，維根納和瑞克，一個音樂教師，一個失聰的邊緣人。兩個絕望的人連同兩個奇異的平行的世界，組成了一個罪惡的同盟�？巳R納特在此大大地虛構了一番。在荒誕風格的背后他描寫了外省小城的“惡”——“懷著苦澀回味現實”——誰能說像阿姆斯特騰（Amstetten）這樣的城市在我們的周遭不是無處不在呢。
“這個故事與我自身有很多關聯”，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解釋道，“它傳達了我在現實中的恐懼”。對這個從小就懼怕體育的人來說，體育隊之間的競技便是赤裸裸的噩夢。幸而在少年時代他曾遇到一個特別出色的藝術教師，用思想和情感把他從物質和肉體的世界中拯救出來，并為他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電影該還能朝哪個方向升華？轉變中的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循著自己的軌跡，改變著電影中色彩和主題的表現形式，正如在《暢游者》中所表現的那樣。只是那個他要表現的主題——惡——由誰來表現呢——體育式的粗暴或者藝術式的敏感？這個社會報道者和探索心靈的電影人沒有那么輕松——他沒法簡單地從現實中脫身而出。
安德里亞斯•克萊納特執導的影片或電視劇獲獎甚豐，諸如《時間之外》（Neben der Zeit，）、《以無辜者的名義》（Im Namen der Unschuld）、《走進黑夜》（Wege in die Nacht）、《我的父親》（Mein Vater）、《報警請撥110》系列片（Polizeiruf-110）、《暢游者》（Freischwimmer）等等。除了當導演，他還負責波茨坦電影博物館兩個展館的長期展覽，并在波茨坦“康拉德-沃爾夫”電影電視學院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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